作者：徐向艺 徐鹏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08日 15版）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再次强调，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兼具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不同社会制度下存在情景差异性，会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的上述要求，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学指明了方向。
为什么要建立管理学的中国学派
中国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与研究范式逐渐建设、发展与完善而来，对促进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进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都已经和正在经历着重大变革，管理学的实践基础发生了改变。学者们遵循和依照西方理论体系展开研究，实践中的管理者却基于自身经验及现实国情从事管理工作，常常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脱节，理论体系的适用性与指导性受到质疑与诟病。另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经四十多年时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伴随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商业模式与管理实践不断创新，涌现了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这些企业根植中国本土，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经验，需要学者们进行系统梳理、总结与传播，为全球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基于此精神，必须明确，建立管理学的中国学派不是对既有管理知识的全面颠覆，亦不是对西方管理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全盘否定，而是基于中国情境，以兼容并蓄和文化融合为原则，以管理学既有理论体系为基础，结合中国管理实践现状与发展诉求进行管理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的拓展与创新，解决实践中管理工作的痛点与盲点，实现管理知识的交叉与融合、继承与发展，构建原创性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管理新理论和新思想。
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实现融合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以西方研究范式为参考，中国管理学研究存在过度追求和强调理论支撑与演绎的问题。这些基础理论大多以西方企业为样本，在西方国家情境中发现与建立。中西文化差异必然导致管理实践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西方管理思想的产生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紧密联系，注重刚性管理，关注分工与流程，在管理过程中更多使用制度、法律等手段进行行为规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更趋近于柔性管理，强调以伦理、礼法为教化手段，对人进行情感上的感化和引导。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经验经过几千年积累与提炼，使得管理实践活动带有明显的传统文化基因，存在很多西方管理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近年来学术界和实践界对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脱节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呼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本土化的管理研究，以解释实践中存在的复杂管理现象。
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不应是对西方管理经验的复制，抑或在中国情境下对西方既有管理理论的再检验；过度强调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并尝试据此构建管理理论指导管理实践，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管理思想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对科学与变革重视不足、缺乏与市场经济和先进科学技术的联系等。所以，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理论相结合，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是建设管理学的中国学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建立管理学的中国学派，应当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有选择地继承：一方面挖掘梳理有价值的管理理念，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管理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对比西方管理理论，与当代管理思想碰撞融合，实现中国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最终，形成以解释复杂管理现象为目的，既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又包含对既有管理理论的继承，实现了东西方管理思想相融合的管理学知识体系。
凝练特色管理理论，突出管理学的本土化与原创性。
从产权性质看，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还会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和重要部门处于支配地位，承担战略性投资、国家安全和民生保障等特殊使命。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权力配置层面的经营自主权确立、制度建设层面的企业制度创新以及产权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深化，极大提升了企业运行效率。国有企业在产权结。
